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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承担着较大的碳减排压力。为此,在2020年9月,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双
碳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并且指出要从碳排
放双控、提升碳汇能力等方面做出努力,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农业是全
球碳排放的重要来源,来自农业部门的碳排放占全球总碳排放的12%左右(Tianand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以化肥与农药的大量使用为典型特征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极大
地提升了中国农业总产出,但也极大地危害了农业环境(Mengetal.,2021),造成
农业趋向高碳化发展,严重制约着粮食安全和人类健康发展,这明显与新时代中国农
业绿色低碳发展方向相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
色低碳发展”,这表明在推进实现“双碳”目标的进程中,要重视农业的深度参与(张
要在提升农业产出、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重视农业技术进步和绿色发展。农地流
转作为推动农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孙新华,2023),能推动土地集中化、专
业化生产和农业产业链升级,显著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并增强土壤固碳能力,是促进农
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因此,要推进农业向现代化、绿色化方向转型,需要坚持农
地流转制度的深化改革,引导农户进行土地流转并推动适度规模经营,从而降低单位
面积土地的面源污染程度并实现农业碳减排,最终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和中国双
国家在2014年就已经确立了农地的“三权分置”制度,提出要引导土地经营权
有序流转,推动农户转出或转入土地,实现土地整治;2015年国家继续提出《深化
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放活了土地经营权,实现了经营权与承包权的分离;党
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三权”分置,要推动农业实现现代化发展,要重视完善承
全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提出,要继
续总结现实经验,逐步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农地流转作为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重要表
排目标的主要途径。为了尽早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在持续引导农户进行农地流转的基
础上,最大限度地挖掘其农业碳减排的潜力,即农地流转能否及如何推动农业碳减排。
因此,本研究旨在正确揭示农地流转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方向及机理,并立足异质性
空间结构,因地制宜构建推进我国农地流转制度完善和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经济社会
于农地流转与农业碳减排两者关系的文献较为缺乏,且未能探讨农地流转对农业碳减
排的空间影响及作用机制。而农户的经济活动不仅能够影响本地区的农业碳减排,还
能通过调整农村劳动力外出非农就业的方向,从而对周边地区的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产
生影响。因此,本研究从空间角度考察农地流转对农业碳减排的空间效应及具体的作
用机制。第一,本研究从文献梳理角度分析我国当前农地流转与农业碳减排发展存在
的问题及两者的关系;第二,在理论层面明晰农地流转对农业碳排放的作用机制与空
间溢出效应,这有利于明确持续引导农户推动农地流转的必要性;第三,本研究基于
省级层面数据,根据地区功能特征、经济发展差异、胡焕庸线和农地流转率水平对研
究样本进行划分,并检验农地流转对农业碳减排影响效果的异质性。从理论和实证两
向追求结构调整和环境效率的内涵式模式转变。农业作为全球碳排放的重要来源,给
国家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而农地流转作为“三权分置”的重要内容,
是推动中国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经之路。探究如何在推动农地流转的过程中兼顾环
境保护和节约能源,主要有以下现实意义:第一,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引导农户进
行农地流转有利于构建新型经营体系,实现农业专业分工和产业链升级,推动农业走
向现代化道路;第二,推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农户通过流转土地可以推动要
素流动和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单位农地的生产效率,促进农户增收,助推乡村振兴;
第三,推动农业碳减排。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会推动农户规模化、集约化生产,
走适度规模经营道路,这会推动农户采用机械化生产模式,进而降低单位土地的经营
成本和面源污染程度,同时,经营权稳定和收入增加会提升农户对绿色环保技术的采
Janvry(1981)指出农村土地问题对中国农业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作用,关系
着居民的基本需求、生存和安全。坚持农地制度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核心,主要包括农
地产权制度和农业经营制度。推动完善农地制度的关键在于稳定土地产权、促进农地
地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基础,能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农户转入或转出土地(He,
农地流转市场有利于推动农户实现规模化经营(孙新华和付莹莹,2023)。其中,
农地流转作为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线,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满足了农民
对土地产权的追求,深刻影响着农村、农业和农民。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要
素的快速流动,农户开始关注农业以外的产业,不再以农业为重心,造成农业的持续
“边缘化”(Luo,2018),中国的农业经营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小规模、分散
约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在此形势下,坚持农地制度,持续引导农户进行农地流
转能有效推动农业经营模式创新和农业转型升级(盖庆恩等,2020)。与此同时,
在“三权分置”的背景下,要鼓励并引导农户土地向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的方向流转,
推动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这能有效配置土地资源并加快农业供给侧改革(杨广亮和
王军辉,2022)。农地流转作为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的重要工具,是顺应经济发展
所必然发生的,它伴随着农业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转型不断调整并持续完善,通过农地
率损失,制约了农业发展。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国情下,小农户将长期存在(韩长赋,
2017),农地流转成为统筹土地经营,解决农户小规模生产的关键。陈宇斌和王森
(2022)指出,农地流转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并最终推动农业
高质量发展。首先,农地流转能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对于农户而言,只有具备经营
能力比较优势的农户才能参与到农地的规模化经营中(冒佩华和徐骥,2015),这
会提升单位土地的生产效率,进而促进农业发展(史常亮等,2020)。其次,农地
流转能推动小型、综合、分散的小农经济向适度规模、规模经济和分工经济的模式转
变,进而向以稳定农户承包权、分类和振兴经营权为基础的多元化主体和多种风格形
式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转变,这会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并提高规模经济效益,进而促进
农业发展。最后,农地流转能推动农业专业化生产。农地流转会推动土地产权和经营
权在不同经济行为主体间的再配置,每个经营主体根据自身禀赋与比较优势选择参与
集体的分工活动,这会促进农业构建更加开放和专业化的分工体系,经营主体间的分
工协作能优化生产效率,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并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也有学者认为
农地流转会抑制农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流动政策放宽,出于自身发展
需要,拥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会选择退出农业并从事非农生产,这会降低农业剩余劳
动力数量和质量,导致农业技术水平下降,不利于农业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农业比
较利益低下,农村优质劳动力会选择转出或放弃土地,这制约了农地生产效率的提升
(钱龙和洪名勇,2016)。柯炼等(2019)指出,农地流转并未改变农业生产方式
与投入要素的质量,因此无法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影响,从而无法促进农业发展。
著影响农地流转。Coase(1992)指出,稳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基础。农地调整
产激励效应、交易价格效应和交易成本效应,三者的综合作用会影响农地流转。而不
稳定的产权会造成农地交易成本过高,并最终会阻碍农地流转(程令国等,2016)。
也有研究表明,农地确权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农地流转的意愿,但无法显著改善农地
流转水平。同时,农地产权对农地流转的作用效果受到农户自身认知特征的影响,例
如,农户所在村落的流转管制措施能显著抑制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第二,社会保障
说,非农收入比例较高、经营规模较小的农户更容易转出土地(高佳等,2017),
但当外部环境、政策或制度等因素发生改变时,会影响农户的选择(钟晓兰等,2013)
[28]。一方面,土地作为农民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会弱化农户对
土地的依赖,从而会增强农户转出土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速度提升和
非农就业机会增加,由于城乡工资水平存在差异,农村高素质劳动力会转移到城市进
农户才拥有较强的转入土地的意愿。第三,要素价格和农业补贴等需求侧因素会显
著影响农地流转。农业投入要素价格的上涨会导致生产成本提升,这会降低单位农地
的产出收益,从而会促进农户进行土地流转。而农业补贴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不一。部
分学者认为农业补贴会降低劳动力非农就业意愿、减轻农户生产成本并显著促进农地
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也有学者认为农业补贴与农地流转现状不协调、补贴的对象
错位与收入分配效应叠加在一起,会抑制农地流转(吕悦风和陈会广,2015)。
为农业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化肥、农药、灌溉和种子培育所产生的碳排放;Johnsonet
al.(2007)则认为农业废弃物的非正常处理、牲畜养殖、能源消耗和水稻的生长所产
研究农业碳排放源的国内学者逐渐增多。例如,李国志和李宗植(2010)指出农业能
源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是农业碳排放的重要来源;李波等(2011)则认为在农业生
产活动中农药、化肥、农膜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及机械使用、翻耕、灌
溉所直接或间接产生的碳排放是农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李俊杰(2012)也指出农
地利用产生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六类碳源。也有部分学者围
重要组成,即畜禽肠道发酵和粪便处理所产生的碳排放。邵桂兰等(2015)则认为
农业碳排放是渔业的生产活动造成的。随着学者对碳源定义视角的不断丰富,也有
许多学者从不同维度对农业碳排放源进行综合定义,主要包括农地利用、物资投入、
稻田养殖、畜禽养殖和破坏土壤碳汇所产生的碳排放(田云和吴海涛,2020)。
行为角度出发,首先,政府干预和制度改革等行为会加快农业部门的污染治理(刘守
英,2022),从而直接促进农业碳排放。其次,政府通过设立粮食主产区(魏梦升
等,2023)、推广农业水权交易、改善地权稳定性(仇童伟和罗必良,2018)
等措施会提升农户经营规模、改善农业产业结构和促进技术进步,最终推动农业碳排
放。最后,政府颁布的农机购置补贴、绿色农业补贴(左喆瑜和付志虎,2021)[43]
和环境规制等政策也会改善农药、化肥和农膜等要素投入、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并提
高环境效率,从而会对农业碳排放产生影响。从企业行为角度出发,企业产业结构和
所有制结构等经济结构调整会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鼓励小农户参与务农并提升农
业竞争力,能直接影响农业碳排放(杜志雄和胡凌啸,2023);企业的经营方式等
服务组织模式创新也有助于提升产业绩效,从而能影响农业碳减排(郑旭媛等,)
[45]。从农户自身行为角度出发,农户行为惯性改变、技术信息传递(Songetal.,2023)
偏好等个体特征等会影响绿色农业发展;农户的非农转移、作物选择、土地流转等行
为特征会影响农业碳排放(盖庆恩等,2022);同时,农户经营的方式、地块大小
李波等(2011)从时间维度指出,自1993年以来,农业碳排放存在显著的阶段
性特征,且共经历了快速增长、缓慢增长、增速反弹回升和增速放缓四个阶段,这主
2000-2020年我国农业碳排放总量呈先上升后波动下降的趋势,而农业碳排放强度呈
逐年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由于各地区存在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且农
业产业结构也各不相同,因此,各地区的农业碳排放状况也存在显著区别。总的来看,
各省份农业碳排放总体呈现“西高东低”的态势,且农业碳排放的地区差距有所扩大。
其中,在粮食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内,农业碳排放的各地差距明显缩小,而在粮食主
销区内的情形相反。农业碳排放状况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各地区农业碳减排潜力、碳
减排效率和农业技术不同。从农业碳减排潜力角度来看,有学者指出,东部地区农业
碳减排的潜力U8国际集团较高,主要包括浙江、山东和天津等地;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农业碳
减排潜力居中,主要包括湖南、安徽、辽宁和吉林;而处于西部地区的贵州和宁夏等
地的农业减排潜力较低(田云和林子娟,2021)。从农业碳减排效率角度来看,中
国农业碳减排的总体效率有显著升高,但各地区的农业碳减排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夏
小,区域内差异趋于扩大,其中,在粮食平衡区内的差异趋于上升,在粮食主产区内
差异先升后降,而在粮食主销区内差异趋于收敛;且农业碳减排的空间集聚程度趋于
缩小。但随着农业碳减排政策的逐步完善和各地区间的互联互通,各地农业碳减排
效率逐渐趋同。也有学者指出,区域间农业碳排放强度差异呈现出明显缩小的趋势(金
书秦等,2021)。从农业技术角度来看,颜光耀等(2023)指出东部地区的农业技
术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同时,农业技术对农业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这
致农业呈现高碳化。农地流转制度的不完善和市场发育的不成熟导致流转的土地由
“碳汇”变成了“碳源”,农业发展呈现高碳化(TangandChen,2022);在土地
流转过程中,也可能因土地分散和无序流转导致资源错配等问题而削弱农业碳减排的
动力,或是因市场服务体系建设和中介组织建设的滞后以及农村基层组织过度干预行
为等而掣肘农业碳减排。第二,农地流转会促进农业碳减排。农地流转也会推动土地
适度规模化,能产生各种正向的规模效应(Cuietal.,2020),从而表现出对农业
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也有助于改善不同生产要素间的协调效率,
最大程度地发挥它们之间的组合生产力,并有利于引进和使用更先进的农业机械、新
技术和管理手段,变革落后的生产方式,从而更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李成龙
和周宏,2020)。第三,农地流转与农业碳排放之间呈非线性倒U型关系。从短
期来看,土地流转与农业碳排放之间存在协同发展的趋势。在农地流转的背景下,农
地开发权流转促进了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农药、地膜、化学品等农业投
入显著增加(You,2016),导致农业碳排放超标。同时,农地整治作为农地流转
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不合理的农地整理会导致农田的碳汇不能补偿碳源对农业生产二
氧化碳排放的不利影响,从而造成农业生态环境恶化。从长远来看,农地流转对农业
碳排放具有长期的减排作用(Wangetal.,2021)。持续的农地流转浪潮会激励土地
规模经营和集约化发展,这使得科学农业技术和绿色生产方式的实施和推广更加容易,
化肥施用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减弱,从而会抑制农业碳排放(Cuietal.,2022)。
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相关文献对农地流转进行研究,为本文进行农地流转与农业碳
排放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学术界从不同层面对农业碳排放源、影
响因素及时空差异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为本文进行农地流转与农业碳排放关系的深入
探讨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思路。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现有关于农地流转影响农业
碳排放的文献较少,且主要从理论层面探讨两者的关系。同时,现有研究关于农地流
转是否能有效推动农业碳减排这一问题的讨论仍存在分歧,故有进一步从实证层面考
察农地流转对农业碳减排影响效果的必要。第二,现有关于农地流转与农业碳排放关
系的研究主要从时间维度出发,鲜少考虑空间因素,而农地流转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
应具有多种正外部性,能显著影响周边地区的农业碳排放。第三,现有研究主要关注
农地流转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果,鲜少有文献关注到农地流转影响农业碳排放的作
用机制。第四,目前关于农地流转对农业碳排放影响的区域异质性的研究仍较为缺乏。
基于此,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研究:首先,本文将从农地流转视角出发,
通过理清农地流转对农业碳排放的作用机理,并纳入空间因素,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规
范检验两者的具体关系;其次,在前文基础上,检验农地流转对农业碳排放的具体作
用机制,即考察农地流转如何促进农业碳减排;最后,根据地区功能特征、地区经济
特征和胡焕庸线对研究样本进行划分,探讨农地流转对农业碳排放的异质性影响,据
此为我国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农地适度流转、实现双碳目标和促进农业绿色
与方法,并通过构建研究技术路线图用以展现本文的研究思路。绪论部分的重点在于
梳理了关于农地流转、农业碳排放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已有文献,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
关概念,回顾农户行为理论、低碳农业理论、农业低碳发展理论和外部性理论,对农
基础进行探讨回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农地流转对农业碳减排的具体作用效果,即
农地流转与农业碳减排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并在总结现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农户土地流转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与此同时,本文通过检索
响效果及其区域异质性;并进一步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农地流转对农业碳减排的作
用机制,即农地流转是否能通过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技术进步,
行划分,对比分析农地流转对农业碳排放的异质性影响,明确农地流转的区域布局和
对象,以“内在影响机理及传导路径”为落脚点,以“推动中国农业绿色化转型和加
速实现双碳目标”为目标,检验农地流转是否及如何推动农业碳减排。在理论层面,
通过文献分析、归纳演绎等方式探究农地流转对农业碳减排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理;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首先对农地流转与农业碳排放的数据进行测算,并通过
比较分析对其演进趋势和空间特征进行探讨,其次,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农地
流转能否推动农业碳减排,最后,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地流转如何推动农业
碳减排。最后根据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结果,对农地流转推动实现农业碳减排提出
农地流转的实质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即农地资源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再配置。
20世纪80年代开始,基于公平视角,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了以家庭农户为经营
主体,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释放了农村生产力,中国粮食产量得到巨大
提升,但此时农户规模化经营受限,其细碎化、分散化的耕种格局严重制约了农民对
新技术的采用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TanS,2008),造成农地要素投入效率的大
量损失,带来了大量耕地资源的浪费和面源污染。区别于传统的生产方式,三权分置
通过产权重构推动了农地经营权流转,农地流转是目前农地制度改革在操作层面最重
要也是最直接的表现(徐玉婷等,2022),农地流转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成为缓解
反映在经济领域主要是一种有益于自然环境的生产方式,能潜在体现出生产效率的持
续提升。随着农业的现代化发展,碳排放逐渐成为衡量农业绿色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
农业碳排放的量越少,表示农业生产活动对环境越友好。农业既是碳源也是碳汇(
andChen,2022),即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碳源,但植物和土壤也能吸收碳,
由此,降低农业碳排放的过程中不仅要从碳源入手,还要注重农地的利用情况,提升
土壤肥力从而增强碳汇能力。本文使用的农业碳减排是以农业碳排放强度为基础的一
个概念,在对农业生产活动过程中的农业产出和碳排放进行分析与研究后,采取相应
的办法使得农业碳排放强度减少。在本文中,农业碳减排主要用单位农业产出的碳排
需要降低农业碳排放,另一方面要增加单位土地的经济产出,即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土地产权理论的雏形(吴易风,
续得到发展。马克思对土地流转(包括土地的买卖、租借等交易)的探究主要体现在
他的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土地视为一种自然资源,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
地也被商品化。土地流转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一部分。土地的私有制导致了土地的交
易,使土地成为一个可以买卖的商品。土地的私有制和流转导致了土地租金的产生,
这是对土地的使用权所支付的费用。马克思强调土地的流转不仅仅是经济现象,更是
阶级矛盾的表现。土地的买卖和流转加剧了社会的阶级分化。土地的私有制使得少数
人能够通过土地的买卖和租借获取巨额财富,而大多数人则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了他们
的土地和生计手段。马克思指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为了获取更多利润,资本家可
能采取剥削性的农业经营方式,导致了农业生产的不稳定和危机(魏后凯,2022)。
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框架。该理论强调在农业生产中选择适度规模经营,旨在实现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平衡。农业在生产中选择适度规模,能够避免规模过
体多元化,包括个体农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进而推动农业现代化,包括技
术、管理、市场等方面的现代化。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发展完善,适度服务
同时,相较于单一规模经营方式,集农业经营和生产外包服务于一体的“双规模”经
营更能提高生产经营绩效和推动农业实现现代化(谢地和李梓旗,2021)。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理论在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助于解决农业经营中的
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通过平衡这些因素,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1992
年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地球峰会)强调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其中,“农业与农村发展”作为其中一个议题,强调了农业可持续性的重要性,推动
了农业可持续性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可持续农业理论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关注
(姜松等,2021)。该理论认为应该通过合理的土地利用和管理,保护土壤、水资
源和生物多样性,防止过度开发和环境破坏;同时,鼓励有机农业和农业生态系统的
建设,减少化学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推动生态农业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包括自然农业、
精细农业等,以确保土地长期的可持续利用。这一理论框架在农业发展中的应用有助
于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平衡,提高农业的生态效益,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新经济地理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兴起的,在这一时期,全球化
和技术创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变革。学者们开始认识到,地理因素对于经济活
动、企业和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传统经济地理学在解释经济
空间结构和城市化等方面的不足进行了创新和发展。这一理论框架强调了空间经济结
构和地理因素对经济行为和发展的影响。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了空间分异的重要性,
即相邻地区之间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差异;提出了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效应,即某
些行业更倾向于在某些地区集中发展,形成经济聚集区(如科技园区、金融中心等)
Nijkamp,2016)[74][75],这些动力推动了新经济地理的形成。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地
理因素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为解释全球经济和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这一
理论框架也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更好地促进可持续的城
践活动,为当前中国实施三权分置”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在中国土地“三权分置”的
背景下,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在此基础上,农地经营权得以流转和活
化,有效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新世纪以来,近二十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始终将“三
农”问题列入重要地位,从开始重视农业经济效益到兼顾效率和生态阶段,在现阶段
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可持续农业发展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
改善农村环境和促进农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同时,可持续农业发展理论也
决定着农业碳排放的发展方向,即要将农地流转与农业碳减排有机结合,合理布局农
地流转,并继续推动农业碳减排。新经济地理理论有效解释了农地流转对农业碳排放
流转不仅可以实现农户增收、推动农户采用绿色生产方式、减少化肥施用量,促使农
户植树造林、增强土地的碳储能力,还能增强农户的环境保护意识,并通过知识溢出
等效应推动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碳减排;另一方面,农地流转会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减少资源浪费,产生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单位农业生产成本,实现技术进步,提升要
接提升单位农业生产效率并促进农户增收(冒佩华和徐骥,2015);同时,农地流
转推动扩大农户承包的农地规模,这会增加转入土地一方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以家
庭经营收入增长带动农户总收入增长;此外,农地转入户的经营规模扩大会提升农民
在农村产业融合中的地位,从而能够通过利益联结的方式促进农户增收(李乾等,2018)
[77]。从农地转出户视角来看,农地流转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农地转出户能
够获得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城市非农工作中去,通过提高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
起到促进农户增收的作用(陈斌开等,2020)。农户增收有利于推动农户参与多元
化经营并采用绿色生产方式,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施用有机肥和实施绿色防控(薛蕾
会选择管理投入少、技术要求低的大众粮食作物种植。如果将农业生产与非农就业相
比,主要是比较二者的机会成本,但非农就业机会成本更高时,农户通常则会选择非
农就业(李承政等,2015),例如外出务工、个体户、帮工等。农地流转作为资源
配置行为,是农户根据外界环境与自身资源禀赋所做的决策,决策包括农业内部以及
农业与非农之间,当劳动力投入在其他行业高于投入农业的收益时,则会选择进行土
地转出,将剩余劳动力转入非农就业。反之,则会转入土地,增加农业劳动力投入。
此外,农地流转还可以推动农户采纳农林复合模式,在农田周边植树造林,这有利于
提高土地的碳储存能力。因此,随着农地流转市场的逐步完善有利于降低农户非农就
转型升级,还能够通过社会组织效应增强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提高农户参与农业技
术培训的积极性,从而会降低农民对农药、化肥等污染物的施用量,表现出对农业碳
减排的积极作用。一方面,随着农地流转,农户有可能参与规模化经营(Lietal.,2018)
[81],引入更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方式。现代农业技术通常包括精准施肥、科学灌溉、
有机农业等,这些技术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另一
方面,农地流转使得农户更容易形成农业产业链和生态系统(曾龙等,2022),实
现农田生态效益的提升。例如,通过在农业区域内建设湿地、植被覆盖、水源涵养等
生态工程,有助于改善土地生态环境,增加农地的生态服务功能。同时,农地流转过
程中,政府、农业企业等主体可以通过培训和宣传活动,向农户传递环保理念,强调
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这有助于培养农户对环保的认识,激励农户更积极地参
识等溢出效应能够带动周边农户也增加技术引进和机械化生产的概率,从而能有效提
高耕地的肥力,增强土地的固碳潜力并推动农业碳减排。一方面,农业经营模式存在
复制效应(Wangetal.,2023)。当一个地区实施了农地流转并采用了更环保的农业
经营模式时,周边地区的农户可能受到启发,开始复制这种经营方式,这种复制效应
可以导致农业碳减排的作用在空间上扩大。另一方面,可持续管理经验存在传播效应
(LiandLi,2022)。农地流转可能伴随着现代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入,这些
先进的管理经验在农户之间的传播可能超越原始流转地区,从而会影响到周边地区的
农业碳减排。此外,农地流转会改变农业产业链的格局,形成更加完整和高效的供应
链,这种变化可能通过供应链的延伸影响到周边地区的农业碳减排。据此,本文提出:
资源的重新组合,进而影响农业碳减排。一方面,农地流转会通过经营方式规模化推
使得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大规模农业生产为了实现生产利益的最大化,能够实现生产
要素的优化配置,如土地、劳动力、机械设备等。另一方面,农地流转可以通过实现
农业的多元化经营推动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农地流转支持农业的多元化经营,例如
农田旁边的养殖、农产品加工等。这种多元化有助于降低单一农业产业面临的风险,
农业资源配置的优化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减少资源浪费(赵丹丹等,2022)
[86],同时也可以有效降低农业碳排放,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农业土地资源
优化配置有利于推动农户采用高效的农业机械设备,实现农业机械化,减少对化石燃
料的依赖。同时也有助于农户合理管理水资源,减少农田的过度灌溉和水泵运行所需
的能源消耗,从而推动实现农业碳减排。其次,农业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可以推动智
能农业技术的应用,例如无人机、传感器、精准农业系统等。这些技术有助于精确施
肥、水源管理、病虫害监测等,减少了农业生产中的浪费和过度使用,从而降低碳排
放。最后,农业资本资源优化配置有助于农户高效施肥和农药使用,通过科学的土壤
测试和精细施肥管理减少对化肥和农药的过量使用,从而推动实现农业碳减排。据此,
转作为减少土地细碎化的重要政策措施,为农业规模经营提供了必要的市场要素和竞
生产要素集聚(祝U8国际集团国平等,2021),即农地流转导致的连片经营能够降低生产成本
和提高务农利润,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大量集中,为农业规模经营提供要素支撑。另
一方面,农地流转导致的市场供需变化能够推动产业联动,即为了满足日趋复杂的市
场需求,经营主体会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发展多种农产品及相关产业,这有利于各部
影响。规模经济效应能够减少重复性生产行为,并降低单位农业生产成本和污染排放。
农业规模经营所节约的成本又可以用于机械设备更新,这可以提升能源利用率并减少
生产知识在各部门间的交流学习,并通过知识共享提高能源利用率并减少碳排放。最
后,农业规模经营有利于政府监管,促使农业经营主体形成互相监督机制,在一定程
可能也会导致资源错配或低效供给(杨秀玉和乔翠霞,2023),造成耕地的过度规
模化和农作物的单一种植,这会降低土壤肥力和生物多样性,反而不利于农业碳减排。
度来看,农户退出农业生产活动并转出土地,这客观上有利于破解农地细碎化问题,
形成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促进了高效化农业机械化作业和土地管理,提高了农业机械
化设备的使用和工作效率,进而能够提升技术进步。从农地适度规模经营角度看,农
户转出土地给农业生产率更高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客观上推动了传统小农户生产方
式向适度规模的经营方式转变,通过现代化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转变提升了劳动力
术进步是提高能源效率的关键因素,不仅能够提升土地管理和资源利用效率,还能够
改进农户的耕作技术,有利于农户在保持原有产量的情况下,降低农业生产中能源消
升农药、化肥、农膜等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促使农业内部产业结构升级和合理化,进
而降低碳排放;最后,农业技术进步还能够促使农户经验知识的积累,有利于降低节
和生产模式等均存在显著的差异,由此会造成差异化的耕地流转面积,导致地块的集
中化和连片化实现速度的差异,改变区域的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影响地区的农业
碳减排水平。因此,农地流转和农业碳排放存在着基于粮食功能差异、经济发展差异
为了深入探究农地流转的发展现状与区域分布格局,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宏
观数据对农地流转程度进行测算,具体测算方式为: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与家庭
注:表中的平均值为几何平均值;数据来源:《全国农村经济情况统计资料》、《中国农村经营
转制度整体处于不断的改善当中。分区域来看,当以地区功能特征为划分依据时,粮
销平衡区:14.225%)。主要是因为,农地流转作为“三权分置”的重要内容,是为
了优化农村土地的资源配置,提高土地的节约集约水平。粮食主产区拥有相对其他地
区较大面积的土地,农地流转制度的完善能够推动粮食主产区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
而粮食主销区的土地细碎化程度相比其他地区保持在较高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农地流转制度的实施效果。当以经济地区经济特征为划分依据时,经济次发达地区
区:14.046%)。这是因为经济次发达地区所包含的省份大多为粮食主产区,农地流
转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推动土地的大规模流转。当以胡焕庸线为划分标准时,西北侧地
数据来源:《全国农村经济情况统计资料》、《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和《2019年中
从全国层面可以看出,在2005-2007年期间,由于农地流转市场仍不完善,相关政策
法规仍不规范,我国农地流转水平趋于平稳甚至存在下降的趋势。自2007年《物权
法》等政策的出台,农地流转市场逐渐规范化,尤其是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
农村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政策的颁布,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复苏,规模化
运作模式得到发展,这推动了家庭承包耕地的大量流转,我国农地流转水平也逐年快
速增长。截至2014年,我国的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得到飞速发展,已经达到了2005
年的7倍以上,农地流转水平也迅速提升,是2005年农地流转水平的4.350倍。随
着2014年“三权分置”制度的确立,农地的承包权与经营权得以拆分,这推动了家
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的进一步提升。2017-2021年我国农地流转水平出现短暂的下滑,
这是因为,前期关于农地流转的政策制度对推动农户进行耕地流转的潜力逐渐释放殆
尽,而农户对新型农业发展模式的出现仍需要进行适应和调整,但是随着《深入推进
农业供给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政策的出台和新
型城镇化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农地流转方向逐渐明晰,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增多,
因此,我国农地流转水平将会持续提升。分区域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和粮食主销区的
农地流转水平相对较高,这是因为,该类型地区的服务业较为发达,农村劳动力易受
城市高工资的吸引,从而造成农户的兼业化现象严重,且该类型地区农户的人均收入
水平较高,农地的社会保障机制较弱,这会推动农户的市民化和非农转移。胡焕庸线
西北侧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地流转水平相对较低,这是因为,该类型地区多以小农
经济为主,农地流转多发生在小农户之间,土地细碎化现象严重,且未能朝着耕地规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与土地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因此农地流转水平也各不相同。
本文选取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和2021年30个省(市、区)的农地
流转水平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如表所示。总体来看,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地流转水
平均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且农地流转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粮食主产区、粮
食主销区和少部分经济产销平衡区,如重庆;而产销平衡区和胡焕庸线西北侧地区的
农地流转水平相对较低,如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具体来看,
将各地区农地流转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时:2005-2021年全国农地流转的平
均值为0.167,比全国农地流转平均水平高的地区有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江
多为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次发达地区;比全国农地流转平均水平低的地区有河北、山
西、内蒙古、辽宁、吉林、山东、河南、湖北、广西、海南、贵州、云南、陕西、甘
区。将各地区之间农地流转的平均水平进行比较时:在2005-2021年期间,农地流转
水平的平均值排名前五的地区依次为上海、浙江、江苏、北京和黑龙江;农地流转水
注:表中的平均值为几何平均值;数据来源:《全国农村经济情况统计资料》、《中国农村经营
碳排放量主要以种植业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总量表示。借鉴现有研究成果谢会
碳排放系数,表示对应的碳源总量,G表示农业总产值。其中,翻耕的碳源总量以
农作物播种面积表示,灌溉的碳源总量以实际灌溉面积表示。具体碳排放系数如表3
所示,农业碳排放强度测算过程中使用的数据均来自2006-202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总体看来(表4),2005-2021年全国平均农业碳排放强度呈显著的时序特征,
碳排放强度整体处于不断的改善当中。分区域来看,当以地区功能特征为划分依据时,
产销平衡区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年均增速(-7.921%)高于其他地区(粮食主产区:
-7.150%;粮食主销区:-7.825%)。当以经济地区经济特征为划分依据时,经济不发
-7.170%;经济次发达地区:-7.339%)。当以胡焕庸线为划分依据时,西北侧地区农
销平衡区的地形地貌复杂,小农经济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很多农业生产者仍然采用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来耕种转入土地,化学要素施用、秸秆焚烧等增加碳排放的行为也
并不少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双碳”目标推动产销平衡区农户降低农
药、化肥等要素的使用,进而降低了农业碳排放强度。同时,产销平衡区所包含的省
份大多为经济不发达地区,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该地区大量劳动力会转向城市进
行非农生产,进而选择抛荒、撂荒,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该地区的农业碳减排。
出,在2005-2021年期间,我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呈先缓慢下降后急速下降的趋势。这
是因为,随着国家相关财政政策的扶持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总产值持续创新
高,当农业产值的增速超过碳排放总量的变化速度时,农业碳排放强度将会持续下降。
这是因为该阶段我国农业仍以高投入、高消耗的生产模式为主,为了实现粮食产量的
持续增长,农药、化肥等要素被大量使用,这虽然实现了农业经济产值的不断提升,
也同时造成了农业碳排放总量的持续增长。这种状况在2017年达到顶峰,在2017
年期间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呈现短暂的上升,这种状况在经济次发达地区尤为明显,
从2016年的0.159增长到2017年0.167。这是因为化肥、农药等生产要素的大量使
用造成农业碳排放总量的增速超过了农业总产值的变化速度。此后,农业碳排放强度
呈高速下降趋势,年均增速达-10.001%。这是因为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提出了相应
的发展生态农业和化肥零增长的政策呼吁,这不仅改善了农业的高投入、低产出的发
展模式,推动了农业的绿色创新发展,还极大地提升了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分区
域来看,产销平衡区和胡焕庸线西北侧地区的农业碳排放水平最高。这是因为该类型
地区的小农经济现象严重,在提升粮食产量的过程中多以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投
入为主,且该类型区域地广人稀,双碳等相关低碳农业发展政策的落实存在困难。粮
食主产区和经济次发达地区的农业碳排放水平最低。这是因为,作为粮食生产的主要
地区,该类型地区实现农业低碳发展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农业绿色发展政策会倾斜到该区域,这会促使该区域农业绿色技术的不断进步和
看出(表5),各地区之间的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明显的差异(选取2005年、2010
年、2015年、2020年和2021年的农业碳排放强度作为样本进行对比分析)。总体来
看,粮食主产区和粮食主销区所包含的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碳排放强度较高,如北京、
天津、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农业碳排放强度较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产销平衡区、
粮食主产区和少部分粮食主销区,如广东、海南。具体来看,将各地区农业碳排放强
度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时:2005-2021年全国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平均值是0.222,
比全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平均水平高的地区有安徽、福建、浙江、江苏、上海等13个
省(市、区),多是经济发达地区;比全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平均水平低的地区有新疆、
不发达地区。将各地区之间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平均水平进行比较时:农业碳排放强度
的平均值排名前五的地区依次为北京、天津、山西、河北和辽宁;农业碳排放强度的
田云和尹忞昊,2022)[97][98],因此,本文采用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SDM)检验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选取2005-2021年我国30个省(市、
区)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农业碳排放强度和农地流转的变量测算已在第四章中详细
说明,故在此不再赘述。同时,本文选取七个控制变量:农村人均纯收入()、环
境规制水平(env)、农业机械动力(mac)、财政支农水平(fs)、农业受灾程度(adr)、
城镇化率(urb)和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edu)。其中,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数
据来源于2006-2021年的《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农业受灾程度和农业机械动
力数据来源于2006-2021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其余数据来源于2006-2021年
的《中国统计年鉴》,少量数据缺失值均采用均值法进行补充。具体的变量定义及描
可以看出,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最大值为0.827,故可以认为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排放强度的莫兰指数及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农地流转的莫兰指数值均在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各地区间的农地流转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性。农业碳排
放强度的全局莫兰指数在2005-2021年的绝大部分年份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2007、
2008、2011、2013和2014年则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在此时期农业绿
色技术进步速度变缓,造成农业绿色集约增长动力不足,而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关
联性主要是通过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来实现,从而导致此时期空间相关性变弱。其
余年度的莫兰指数值均显著为正,说明农业碳排放强度整体上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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