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县域经济经历了从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从封闭发展向开放融合、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深刻转型，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发展格局与多元模式，整体发展成效可通过多维度数据全面呈现。

　　1、 起步突破阶段（1978-199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开，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91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1.1万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3，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县域经济典型模式应运而生，县域经济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非农产业的初步突破，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增长极。

　　2、 快速扩张阶段（1992-201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县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全面加速。扩权强县、省直管县改革陆续推进，县域经济发展自主权持续扩大，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县域率先形成制造业产业集群，2011年全国县域经济总量占全国GDP比重突破50%，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3、 转型升级阶段（2012年至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县域经济发展从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核心重心转向产业转型升级、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与生态保护。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全面推进，“十四五”以来中央预算内投资累计安排超1200亿元支持县城补短板强弱项项目；县域发展更加注重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成为主流趋势。

　　1、整体规模稳步提升，头部引领效应显著：全国县域经济总量持续增长，2020-2024年，全国GDP超千亿的县域数量从38个增至56个，2024年千亿县GDP总量达11.8万亿元，占全国县域经济总量的28.1%，占全国GDP总量的10.7%；其中，昆山、江阴两市GDP均突破5200亿元，超过全国近70%的地级市。百强县“强者恒强”格局持续巩固，据赛迪顾问《2024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2024年全国百强县以占全国不到2%的土地、7%的人口，贡献了全国9.8%的GDP、10.2%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江苏、浙江、山东三省的百强县数量合计达65个，占全国比重超U8国际集团65%，前10强中江苏独占6席。

　　2、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工业主导特征突出：全国县域经济产业结构实现根本性优化，2024年全国县域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1.8:42.6:45.6，相较于2012年的17.8:52.3:29.9，第一产业占比显著下降，第三产业占比大幅提升，第二产业仍是县域经济的核心支柱。其中，千亿县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平均达48.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以上；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全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提升至2.8:1，农村电商交易额突破3.2万亿元，年均增速超15%，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持续涌现；县域商业体系、物流体系不断完善，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协同发展。

　　3、发展模式多元分化，特色化发展成共识：基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的差异，县域经济形成了多元发展模式：

　　一是以苏南县域为代表的制造业集群模式，依托外向型经济与产业配套优势，形成全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昆山电子信息、江阴高端纺织产业规模均突破千亿元；

　　二是以浙江县域为代表的民营经济特色产业模式，依托民营经济活力，打造“一县一业”的特色产业集群，义乌小商品、永康五金等产业全球市场占有率超60%；

　　三是以农业主产区为代表的现代农业融合模式，依托粮食与农产品资源，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四是以生态功能区为代表的生态价值转化模式，依托生态资源发展文旅康养、绿色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五是以资源型县域为代表的转型发展模式，推动传统资源产业向精深加工、新兴产业转型。

　　4、 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城乡融合水平稳步提升：县域城镇化率持续提高，县城承载能力不断增强，截至2024年底，全国县城供水普及率达97.8%，燃气普及率达91.2%，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短板加快补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2024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降至2.41，较2012年下降0.87；县域成为返乡创业的重要目的地，2020-2024年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累计超1200万人，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下乡的趋势逐步显现。

　　我国县域经济呈现显著的区域分化特征，整体形成“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空间格局，区域差距通过数据呈现得极为清晰。

　　从四大区域看，2024年东部地区县域GDP总量占全国县域经济总量的52.3%，中部地区占26.7%，西部地区占18.2%，东北地区仅占2.8%；百强县分布上，东部地区占78席，中部地区占15席，西部地区占6席，东北地区仅占1席，区域分化特征极为突出。

　　从功能类型看，都市圈毗邻县域GDP平均规模达820亿元，是偏远农业县平均水平的5.6倍；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的产粮大县，平均GDP规模仅为百强县平均水平的18.7%；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GDP总量仅占全国县域经济总量的12%，发展动能明显不足。

　　从人口流动格局看，2020-2024年，全国有超60%的县域常住人口出现净流出，其中东北地区县域常住人口平均降幅达8.2%，中西部欠发达县域人口净流出比例超70%；而长三角、珠三角核心县域常住人口年均增速超2%，人口向发达县域集聚的趋势持续加剧，进一步放大了区域发展差距。

　　尽管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下，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与瓶颈可通过精准数据得到直观体现。

　　一是总量差距悬殊，2024年排名前100位的县域GDP总量占全国县域经济总量的41.2%，而排名后1000位的县域GDP总量占比不足15%；头部百强县人均GDP是欠发达县域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昆山与西部欠发达县域的人均GDP差距超20倍。

　　二是财政能力鸿沟巨大，2024年百强县平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87.6亿元，而全国有超70%的县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足10亿元，近40%的县域不足5亿元，中西部大量县域“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高度依赖转移支付，几乎无财力支持产业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

　　三是不同功能类型县域发展失衡，都市圈县域、工业强县发展动能充足，而粮食主产区县域、生态功能区县域、资源枯竭型县域，面临着保安全与促发展的双重压力，全国800个产粮大县中，有超60%的县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足8亿元，“产粮大县、财政穷县”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

　　产业短板是制约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整体呈现“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特征。

　　一是产业结构同质化严重，据相关调研数据，全国有超60%的县域将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作为主导产业，脱离自身资源禀赋盲目跟风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热门产业，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与恶性竞争，“一县一业”的特色产业格局尚未普遍形成。

　　二是产业层级整体偏低，据工信部2024年调研数据，全国县域规上工业企业中，从事初级加工、资源开采类的企业占比超55%，多数县域产业集中在产业链中低端环节，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抗市场波动能力弱。

　　三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全国县域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平均仅为0.87%，不足全国平均水平（2.6%）的1/3；除百强县外，超80%的县域没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县域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全国比重不足25%，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缺乏技术支撑，新兴产业培育难度极大。

　　四是市场主体带动能力弱，多数县域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中小企业散小弱问题突出，平均利润率不足4%，产业集群的配套能力与协同效应严重不足。

　　人才、资本、土地等核心要素的短缺与流失，是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共性难题，要素“虹吸效应”持续加剧县域发展困境。

　　一是人才流失与短缺问题突出。据教育部、人社部2024年数据，全国高校毕业生返乡就业比例不足20%，其中中西部县域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占常住人口比重不足3%，较东部发达县域低12个百分点；全国县域技能人才总量占就业人员比重仅为18%，远低于城市40%的平均水平，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产业技能人才全面短缺，“招工难、引才难、留才难”成为县域普遍困境。

　　二是资本要素供给严重不足。金融资源与县域经济地位严重不匹配，据央行2024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全国县域贷款余额占全国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仅为24.6%，远低于38.2%的GDP占比；县域中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较城市高出1.2个百分点，超60%的县域中小微企业存在融资缺口。同时，县级财U8国际集团政收支矛盾突出，截至2024年底，中西部县域政府债务率普遍超120%的警戒线，财政付息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超10%，可用于经济发展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社会资本对县域投资意愿低，优质项目储备不足，投资回报周期长，进一步制约了资本流入。

　　三是土地要素约束持续加剧。耕地保护、生态红线的刚性约束，使得县域建设用地指标持续紧张，据自然资源部数据，全国县域建设用地指标中，70%以上用于保障住宅与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用地指标年均缺口达20%以上；粮食主产区县域受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约束，工业用地指标缺口超30%，大量产业项目因用地指标无法落地。同时，农村土地资源盘活效率偏低，全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比例不足5%，闲置宅基地、闲置集体建设用地盘活率不足10%，土地资源未能转化为发展动能。

　　制度性障碍是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权责不匹配、改革落地难、营商环境短板等问题长期存在。

　　一是财权与事权不匹配问题长期固化，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省、市、县四级财政收入占比约为45:25:10:20，而事权支出占比约为7:15:18:60，县级政府以20%的收入承担了60%的支出责任，财权与事权严重倒挂，县级政府发展经济的财力保障严重不足。

　　二是行政权限与发展需求不匹配，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24年调研，扩权强县改革中，省级下放的审批权限中，真正能落地、有实效的经济管理权限不足30%，多数权限存在“明放暗不放”“放责不放权”的问题，“市管县”体制下的行政壁垒与利益冲突依然存在，制约了县域发展的自主性。

　　三是营商环境仍有明显短板，部分县域市场化程度不高，放管服改革不彻底，行政审批效率远低于大中城市，政务服务标准化、便利化水平不足，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执法不规范等问题，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有待优化。

　　四是县域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足，部分县域政府的发展理念滞后，仍存在重规模轻质量、重招商轻服务、重短期增长轻长期发展的问题，数字化治理、精细化治理能力不足，难以适配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仍存在明显短板，“重建设、轻运营”“重扩张、轻提质”问题突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尚未完全打通。

　　一是县城综合承载能力不足，据住建部2024年数据，全国县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仅占全国城市市政投资的18%；全国有超60%的县城污水处理率不足90%，45%的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不足，30%的北方县城没有实现集中供暖；公共服务资源差距更为显著，县城每千人执业医师数量仅为城市市区的40%，优质中小学、养老服务资源缺口巨大，导致县城对人口的集聚能力、吸纳能力严重不足。

　　二是产城融合水平偏低，部分县城存在“重城建、轻产业”的问题，城镇化与产业发展脱节，产业园区与县城建设脱节，全国县城建成区平均空置率达22%，部分人口流出县域空置率超35%，形成“有城无产、有房无人”的空心化困境，难以实现以产兴城、以城聚人。

　　三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存在堵点，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人才市场、金融市场尚未完全形成，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不到位，城市资本、技术、人才下乡仍面临制度性障碍，城乡之间的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机制仍需完善。四是乡村发展短板依然突出，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向村、户延伸不足，乡村产业发展层次低，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县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绿色转型面临技术、资金、机制多重挑战。

　　一是传统产业的环境压力突出，据生态环境部2024年数据，全国县域单位GDP能耗较城市平均水平高32%，高耗能产业占县域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超40%，工业污染治理、节能降碳的任务艰巨；农业主产区县域化肥、农药利用率仅为41.3%和40.8%，农业面源污染贡献了全国水体污染负荷的45%以上，治理难度大、投入高。

　　二是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突出，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中，有超70%的县域人均GDP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50%，生态补偿资金仅能覆盖基本管护成本，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狭窄，“保护者不受益”“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子”的问题依然存在，生态保护的内生动力不足。

　　三是绿色发展能力不足，多数县域缺乏绿色产业发展的技术、人才与资金，对新能源、节能环保、生态文旅等绿色产业的培育力度不足，难以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矛盾，在粮食主产区县域尤为突出，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特殊短板。

　　一是种粮效益持续偏低，据农业农村部2024年成本收益调查，全国三种粮食平均亩均净利润仅为314元，不及经济作物亩均收益的1/10，种粮农民增收困难，县域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不足。

　　二是产业结构单一，粮食主产区县域多数以种植业为主，农产品精深加工转化率不足30%，远低于发达县域65%的水平，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财政收入来源狭窄。

　　三是政策支持与责任不匹配，粮食主产区县域承担着粮食稳产保供的重大责任，但对应的财政补贴、转移支付、产业扶持政策仍不完善，全国800个产粮大县平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为6.2亿元，不足全国县域平均水平的1/2，“产粮大县、财政穷县”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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