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如期召开。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报告将“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列为年度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强调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同时，报告提出202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3.8%左右；正在审查的“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进一步明确，围绕降碳减污、生态环保等设置绿色低碳指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累计降低17%，持续推动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这表明，绿色发展已由单项政策部署进一步上升为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导向，也为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更为清晰的实践路径。

　　供应链绿色低碳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业被设定的节能目标作为规制强度的度量指标，基于上市公司供应链匹配数据，实证研究《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对规制企业及上下游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该节能减排政策显著抑制了规制企业和上游供应商的碳排放，但对下游客户碳排放作用并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节能减排政策通过产能调整和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推动规制企业碳减排，通过供需匹配、供应链竞争实现上游供应商碳减排，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在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中均不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政策效果在规制企业规模较小、处于污染行业以及更靠近产业链上游时更为显著，而对上游供应商的降碳溢出效应在规制企业更靠近产业链上游、与上游供应商的产业链供应链关联度高时更加强烈。进一步研究发现，该节能减排政策推动了城市经济结构向第三产业转型，但也带来一定程度的资源错配和经济效率损失。本文分析结论可以为加快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培育绿色生产力，以及积极稳妥推进“双碳”工作提供参考。

　　首先，是中国绿色转型与“双碳”目标下的现实背景。文章指出，中国已经形成门类齐全、深度嵌入全球网络的完整工业体系，制造业规模长期居世界前列，但与此同时，工业部门一直是碳排放的主体，2000—2020年工业部门碳排放占比持续超过80%，制造业直接碳排放贡献率大致在35%—40%。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优势与绿色低碳转型之间存在明显张力。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环境治理政策不断演进：从早期将节能工作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到“十一五”将单位GDP能耗下降列为约束性指标，再到“十四五”强调构建完整贯通的绿色供应链，政策重心已经从单纯控制能耗，逐步转向以供应链为载体推进系统性绿色转型。文章正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提出问题：如果制造业的碳排放是贯穿供应链全链条、全环节的，那么仅仅考察单个企业、单个环节的减排效果，显然不足以回应现实中的降碳需求。

　　其次，是环境规制效果研究中的理论争议与经验困境。文章提到，现有研究虽然普遍承认环境规制对企业减排具有作用，但其经济后果一直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解释。一种是新古典视角，强调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合规成本，从而抑制生产率与竞争力；另一种是波特假说，认为适度规制反而会激发绿色技术创新，形成创新补偿，最终提升企业绩效。问题在于，这种争论如果放到现实经济中，会因为空间和网络结构而变得更加复杂：在企业集团层面，可能出现污染内部转移；在行业层面，可能出现行业间的碳泄漏；在区域层面，则可能形成污染避难所或“以邻为壑”现象。也就是说，环境规制并不是只在被监管企业内部产生作用，而是会沿着企业关联、行业关联和区域关联外溢。既有研究对于这种网络化、链条化的传导讨论还不够充分，尤其缺少从供应链整体视角来重新审视环境规制政策效应。

　　再次，本文直接针对既有文献的不足提出研究切口。作者认为，已有研究至少存在三方面缺口。第一，研究视角偏窄，过去多聚焦单一企业或局部环节，虽然已有少量研究涉及集团内部、行业之间或区域之间的溢出，但对供应链网络的整体分析仍明显不足。第二，政策传导机制解释不够深入，特别是对供应链中上下游地位不对称、议价能力不同、投入产出关系不同所导致的差异化传导，缺乏系统理论解构。第三，过去大多停留在微观层面考察某项政策是否让企业减排，却较少进一步讨论微观主体行为变化会不会引致更宏观的结构后果，例如产业结构转型、资源错配与经济效率损失。换句话说，文章不满足于回答政策是否有效，而是进一步追问：这种有效性在供应链内部如何扩散？扩散是否具有方向性差异？企业减排背后依靠的究竟是技术进步还是压缩产能？这种政策又会不会在宏观层面带来效率代价？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这种以企业节能目标为核心的约束性政策，究竟会如何影响被规制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的碳排放？进一步说，这一影响是否存在明显的供应链方向差异，即是否会向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产生不同的溢出效应？作者特别关注一个关键事实：政策并不是均匀施加在所有企业上的，而是为不同企业设定了不同强度的节能目标，因此可以把企业被设定的节能目标量理解为规制强度。

　　围绕这一核心，文章进一步展开了几组具体研究问题。第一，节能目标约束能否显著降低规制企业自身的碳排放？第二，这种约束是否会沿供应链向外传导，从而影响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的碳排放？第三，如果存在传导，为何会在上游和下游之间呈现非对称性？作者据此提出三个机制方向：对规制企业而言，可能通过产能调整和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实现减排；对上游而言，可能通过供需匹配和供应链竞争形成后向传导；而对下游而言，由于市场权力、需求弹性、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政策传导可能相对钝化。第四，政策效果是否因企业规模、行业污染属性、产业链位置以及供应链关联强弱而存在异质性？第五，在更宏观层面，这类以目标责任制为特征的节能减排政策，是否会在促进绿色转型的同时带来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

　　论文首先从规制企业自身出发，解释节能目标约束为何会带来企业碳排放下降。其核心逻辑是，节能减排政策通过设定明确的节能目标，直接抬升了高能耗、高排放生产方式的边际成本，从而改变了企业原有的成本—收益权衡。面对更高的合规成本、潜在处罚以及更严格的节能监督，企业必须重新安排生产规模、投入结构与技术路径。由此，规制企业的降碳过程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短期内的产能调整，二是中长期的绿色低碳技术创新。

　　其中，产能调整是最直接的反应机制。节能目标约束使传统高碳生产模式不再具有原有成本优势，企业为了满足约束条件并维持利润最大化，往往会压减高碳产品产能和相关投入，减少高耗能设备使用，甚至通过关停高碳生产线、淘汰落后设备、压缩新增投资等方式完成减排。在这一过程中，资金、劳动力、能源等生产要素从原有高碳活动中释放出来，形成对碳排放的直接压降。论文特别强调，这种机制本质上是企业在外生政策冲击下所作出的生产优化决策，是实现短期降碳的重要手段，但同时也意味着部分企业可能以牺牲产出扩张和投资能力为代价来达成节能目标。

　　在此基础上，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构成了更深层、更可持续的降碳机制。节能减排政策并不只是增加约束，还通过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提高绿色技术投资的预期回报率，使企业有动力将前期释放出来的资源重新配置到低碳技术研发和高效设备购置上。其结果是，企业通过改进能源—资本—技术组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对传统高碳能源的依赖，进而推动碳排放下降。论文将这一路径视为企业满足规制目标的最优方向，因为技术进步不仅能够缓解高碳生产模式的路径依赖，还可能在长期内降低低碳生产的边际成本，为企业恢复产出、提升竞争力提供条件。

　　这一创新机制之所以能够成立，还与政策本身的制度设计有关。一方面，政策要求企业每年安排专门资金用于节能技术进步等工作，使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具备了制度刚性；另一方面，预算内投资、节能专项资金和减排专项资金等政策支持，降低了企业创新活动的成本与风险，提升了绿色研发投入的可行性。也正因此，规制企业的降碳并非只有“减产”一种方式，而是体现为“产能压缩”与“技术升级”并行的双重调整：前者是短期达标的直接路径，后者是长期降碳的持续动力。

　　在企业自身降碳之外，论文进一步把视角扩展到供应链网络，讨论节能目标约束是否会沿着投入产出关系传导到上下游企业。这里的基本判断是，供应链并非若干孤立企业的简单集合，而是由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连接起来的功能网络，任何一个关键节点的变化都可能引发链式反应。规制企业在节能目标约束下缩减产能、调整采购和生产标准后，这种冲击不会停留在本企业内部，而会沿供应链向外扩散。不过，这种扩散并不是对称发生的，而是表现出明显的方向差异：政策更容易压低上游供应商的碳排放，却难以对下游客户形成同样显著的约束。

　　第一条传导机制是供需匹配。政策约束使规制企业短期内缩减高碳产能，从而直接减少对上游原材料和初级加工品的需求。由于上游供应商往往围绕核心客户进行专用性较强的产能投资，短期内较难迅速转向其他客户，订单下降就会直接转化为产能利用率下降、库存积压和高碳产线收缩，进而带来被动减排。这意味着，对上游而言，规制企业的需求变化具有很强的直接性和刚性，因此供需匹配能够形成较强的后向传导。相比之下，下游客户的市场需求更接近终端市场，受到消费者需求、库存安排和替代供应商选择等因素影响更大，面对规制企业供给变化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缓冲，因此供需匹配在下游环节较难形成显著效果。

　　第二条传导机制是供应链竞争。随着节能减排政策持续推进，规制企业不仅在数量上调整采购，还会在质量与标准上重构供应链准入规则，将绿色偏好和低碳要求嵌入采购体系。对于上游供应商而言，这意味着供应链竞争的核心内容发生变化：竞争不再只是价格和质量，还包括减排能力、绿色认证和低碳供给能力。无法满足低碳要求的供应商，可能被排除在供应链之外；而能够适应绿色采购标准的企业，则更有机会维持订单和市场份额。因而，节能降碳压力被转化为供应链内部的竞争压力，上游企业被激励主动参与“减排竞赛”。但这一竞争机制向下游传导时明显受阻。即便规制企业试图推广更绿色的产品，下游客户通常拥有更多元的采购选择和更强的议价能力，可以通过替代采购来回避绿色产品附带的额外成本。同时，绿色产品市场还存在较强信息不对称，下游客户未必能够准确识别和验证低碳产品的真实价值，也就缺乏足够动力为此调整需求结构。结果是，规制企业较容易借助采购权影响上游，却较难借助销售权改变下游需求，政策传导呈现出后向强、前向弱的非对称格局。

　　第三是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在供应链中的协同传导不足。论文强调，虽然技术创新在规制企业内部能够成为重要降碳路径，但在上下游之间，这一机制并未顺畅展开。根源在于，绿色技术创新本身具有明显的协同属性，需要供应链各环节共享信息、统一标准、形成可信承诺，例如碳排放核算、绿色认证和技术配套等。然而，节能减排政策主要针对高能耗企业本身，并未将跨企业协作嵌入制度设计之中，也缺乏对上下游协同创新的专门激励。与此同时，政策冲击通过生产网络向外扩散，又增加了上下游企业对未来订单、市场和合作稳定性的担忧，放大了创新不确定性。对上游供应商而言，这会提高绿色创新投资风险；对下游客户而言，则会弱化其开展绿色创新的动机。于是，供应链层面的技术创新协同并未成为显著的降碳传导机制。

　　论文围绕上市公司构建了三级供应链网络数据库，用以识别《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对规制企业及其上下游碳排放的影响。基础数据主要来自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上市公司基础数据，以及上市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和前五大客户数据。整体上形成三套匹配样本：第一套是上市公司与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的匹配样本，用于考察规制企业自身的降碳效果；第二套是上市公司前五大客户与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的匹配样本，用于识别规制企业对下游客户的影响；第三套是上市公司前五大供应商与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的匹配样本，用于考察对上游供应商的溢出效应。由于“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主要针对工业领域展开，为提高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可比性，样本限定在工业行业，考察期为2008—2015年。经过匹配和整理后，焦点企业样本为17904个观测值，其中规制企业为3007个；上游供应商样本为3748个观测值，其中规制企业对应的上游供应商为811个；下游客户样本为8974个观测值，其中规制企业对应的下游客户为2157个。

　　论文采用连续DID策略，将企业被设定的节能目标作为规制强度的度量，并与政策实施后虚拟变量交互构造核心解释变量，以识别政策的因果效应。针对规制企业自身、下游客户和上游供应商，分别建立三组回归模型。处理组为纳入万家企业节能名单的企业，控制组为未纳入名单的企业；为避免溢出效应污染控制组，规制企业上下游中可能受政策影响的样本被剔除。模型中纳入企业固定效应、行业×年份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并在不同层面加入控制变量，同时采用省份和行业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以提升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其中，CEijpt是j行业、p省、t年、i企业的碳排放量。didit为节能减排政策变量，构造方式为didit=lnECi×Postt，lnECi是处理组企业节能目标量加1取对数值。

　　为研究节能减排政策对下游客户的溢出影响，剔除受《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影响的下游客户，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CEcjpt 表示焦点企业下游客户的碳排放量，c为焦点企业下游客户的标识，cp为下游客户所在省份的固定效应。在（1）式控制焦点企业层级的控制变量基础上，加入下游客户行业层面行业集中度、行业出口额占总产值的比值、行业中企业平均劳动人数以及是否为关联公司等变量。采用聚类在下游客户所在省份和行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为研究节能政策对上游供应商碳排放的溢出影响，剔除受《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影响的上游供应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CEsjpt表示焦点企业上游供应商的碳排放量，s为焦点企业上游供应商的标识，sp为上游供应商所在省份的固定效应。

　　基准回归显示，节能目标约束显著降低了规制企业自身碳排放，加入控制变量后结论仍稳健，说明政策确实具有直接降碳效应。同时，规制企业的上游供应商碳排放也显著下降，表明政策冲击会沿供应链向上游传导，形成明显的后向溢出；但对下游客户的影响始终不显著，说明供应链中的减排传导具有显著方向性，并非均匀扩散。

　　机制回归表明，节能减排政策一方面显著抑制企业产出扩张和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说明缩减产能、压降高碳投入是企业短期达标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均显著增加，说明政策还推动企业将资源转向绿色研发与技术升级。由此可见，规制企业的降碳并非单纯依赖减产，而是体现为产能调整与绿色创新并行的双重机制。

　　表3上下游机制检验。对上游供应商而言，政策显著压缩其供给量，并降低规制企业对其需求，同时显著加剧供应商之间的竞争，这表明上游减排主要通过供需匹配和供应链竞争两条渠道实现：规制企业缩减高碳产能，会同步减少原材料采购，并以绿色标准重构供应链准入。相比之下，下游客户在供给、需求和竞争指标上均不显著，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在上下游也都未表现出显著变化，说明政策传导在下游明显钝化，跨环节创新协同并未形成。

　　政策效果在不同企业类型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小规模企业的降碳效应显著强于大规模企业，说明小企业在生产调整和政策响应上更为灵活；污染行业企业的降碳作用显著，而清洁行业并不显著，反映出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本身具有更大的节能空间；处于产业链上游的企业降碳效应也更强，这与上游行业能源消耗基数大、直接排放更集中有关。整体上，政策更容易作用于高能耗、高排放、调整空间更大的企业。

　　在宏观层面，节能目标约束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层面的节能目标提高后，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说明微观企业的减产和调整会加总为产业结构向服务化、低碳化转型。但与此同时，政策也加剧了行业内部资源错配，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离散度扩大，意味着绿色转型并非没有代价。也就是说，这一政策在促进降碳和结构优化的同时，伴随着一定的效率损失与转型摩擦。

　　本文围绕上市公司供应链匹配数据，探究《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对供应链各节点碳排放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该节能减排政策能显著抑制规制企业的碳排放，还能抑制上游供应商的碳排放，但对下游客户碳排放作用并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节能减排政策通过产能调整和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推动规制企业碳减排，通过供需匹配、供应链竞争实现上游供应商碳减排，但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机制在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中均不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当规制企业是小规模企业、处于污染行业和靠近产业链上游时，节能减排政策的降碳效应更为显著；当规制企业靠近产业链上游、与上游供应商的产业链供应链关联度高时，节能减排政策对上游供应商的降碳溢出效应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该节能减排政策推动了城市经济结构向第三产业转型，但面临一定的资源错配和经济效率损失。

　　其一，推动供应链协同减排，提升全链条治理能力。节能减排政策不应只停留在单个企业或单一生产环节，而应从供应链整体出发推进绿色转型。实证结果显示，政策不仅压低了规制企业自身碳排放，还对上游供应商产生显著后向溢出，这说明将节能目标落实到重点企业，能够通过采购、生产和协作关系带动链上企业共同减排，因而需要进一步强化供应链协同治理。

　　其二，破解绿色创新传导失灵，构建供应链绿色创新生态。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是实现减排与增效协同的关键，但现有政策主要促进了规制企业自身创新，尚未在上下游之间形成稳定的技术扩散与协同研发机制。为此，应围绕核心企业建立绿色技术联盟，推动上游在低碳材料、工艺装备等方面联合研发，推动下游共同开发绿色低碳产品，并实施面向不同供应链节点的差异化支持政策。

　　其三，加强政策统筹协调，兼顾绿色转型与经济效率。节能减排政策虽然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推动经济向更U8国际平台官网绿色方向转型，但同时也可能带来资源错配和一定的效率损失。这表明，未来政策设计不能仅强调减排目标，还需要统筹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尽量减少企业被动减产和结构调整中的摩擦成本，实现降碳、增长与效率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