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内需”几乎成了应对金融海啸的共识。想当年，日本陷入衰退，西方学界几乎一致呼吁日本“刺激内需”，笔者不是经济学家，也非日本人，所以姑妄听之而已，无暇深思。只是记得，日本刺激的效果是“失去的十年”。而今轮到我们中国“刺激内需”了，这迫使笔者要想明白：这内需何在？如何刺激之？

　　一个经济体系，它的最终消费者是两个部分：居民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货币收入是消费能力的硬约束，因此，观察两者的货币收入，是观察内需的入口。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历年的财政收入，它是政府支出的主要来源（暂不考虑国债）。

　　中国居民在统计上被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类，他们的收入分别由统计局城调队和农调队通过入户调查获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中能用于安排日常生活的货币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则指农村常住居民家庭所有的现金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人均值乘以相应人口即得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货币收入总量。这两个指标反映了居民购买潜力。

　　数据显示，2004年后财政收入就大于农村居民现金收入，2008年底农村居民为7.2亿人，占总人口的54.3%。即财政收入超过了我国大多数人口的现金收入，而且，这一趋势还在加速扩大。

　　数据显示：1985年前农村居民所占份额呈上升态势，而此后陷入了持续的下降，1996年后下降明显加速。城镇居民是这一过程的首先获益者，在2003年以前，所占份额持续上升，然而此后所占份额开始缓慢下降。1978年，财政收入所占份额既高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又高于“农村居民现金收入”，此后持续下滑，直到1996年，此后又开始稳步攀升，自2003年后，财政收入是 唯一的份额上升者。由图一、图二不难看出，如果维持现有的趋势，到2013年左右，财政收入将超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而农村居民的现金收入将远远低于前两者。

　　由此，潜在购买力U8国际平台官网增长最强劲的是财政，城镇居民占潜在购买力的份额已达顶峰，显出下调的趋势，而农村居民的潜在购买力所占份额最小，且仍在快速下行过程中，尽管他们占中国人口的绝对多数。

　　货币收入是消费能力的硬约束，但货币收入并不等于消费支出，所以进一步须观察收入与支出的关系。

　　由财政收支的顺逆差可观察政府支出的松紧。由于建国60年来，财政收支大体呈指数增长，为便于历史比较，我们来观察顺逆差/财政收入（见图三）。

　　数据显示：上世纪80年代以前，顺逆差大体相当，1950～1982年，顺逆差的绝对值/财政收入平均为3.6%，政府在努力维持预算平衡。1983年后，除个别年份外，大多为逆差，顺逆差的绝对值/财政收入平均为7.65%，最大的2000年，赤字竟高达18.6%，表明政府在长期实行赤字财政。

　　财政顺差意味着政府有资金积累，逆差则意味着债务积累。图四为历年累计的顺逆差/当年财政收入，它客观上会影响政府的开支能力：累计的顺逆差/财政收入越是大的正值，政府越有能力超支；相反，越是大的负值，政府就越要顾忌还债负担。

　　数据显示：1953～1962年，因急于工业化，财政累计顺逆差大幅增加，1962年达到了当年财政收入的-51.06%，此后厉行增收节支，到1978年累计顺逆差缩减为当年财政收入的-8.76%。此后再次走向赤字财政，1998年累计顺逆差/财政收入再次达到-50.1%，但随后几年，政府不但没有收紧支出，反而加速超支，到2003年，累计顺逆差/财政收入竟高达-81.9%，此后再度厉行增收节支，到2008年累计顺逆差/财政收入降至-38.14%。

　　由此可见，政府的开支倾向于超出其收入，但累计顺逆差/财政收入过大又迫使政府压缩赤字。目前政府正处于需要压缩赤字的阶段，但疲弱的社会需求又迫使政府加大支出。

　　对城镇居民，仿照分析财政收支的方法，来分析其“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性支出”间的平衡（见图五）。

　　数据显示，随着收入的增加，城镇居民当年结余的收入越来越多，到2006年已接近当年收入的1/4。换而言之，当年结余相当于当年消费的1/3。早在《礼记王制》中就有：“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的憧憬。看来，城镇居民一直在追求老祖“耕三余一”的境界，与寅吃卯粮、负债消费的美国人相比，在消费上显然更保守。

　　由于笔者找到的连续数据起自1983年，我们只能计算1983年后城镇居民的累计结余。图六为历年累计结余与当年可支配收入的关系。2006年，累计的结余已相当于当年收入的1.5倍（见图六）。

　　对农村居民，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其“现金收入”与“现金支出”间的平衡。为了能与城镇居民对比，分析也从1983年开始。但笔者找到的数据在20世纪80年代不连续，对缺乏数据的年份，用内插估值替代。由此估算的农村居民当年收支平衡见图七。

　　我们看到，本世纪之前，农村居民现金总体上是入不敷出，进入2000年后，才有了每年约10%的结余，2003年后结余比例还在缩小。由此，农村居民手中累计结余的现金有限，到2006年累计结余现金仅占当年现金收入的1/4（见图八）。

　　与“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不同，“农村居民现金支出”不仅包含生活消费支出，还包含家庭经营费用支出、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税费支出、财产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进入本世纪后，生活消费支出仅占农村居民现金支出的60%左右。

　　由此可见，政府倾向于、也有能力“超前消费”；农村居民刚摆脱入不敷出的境地，结余有限；城镇居民则偏好积蓄，进入本世纪后，每年节余超过当年可支配收入的20%。

　　居民的结余，逻辑上会转化为银行的存款。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这个指标在1996年以前尚被分解为“城镇储蓄”、“农户储蓄”，而1997年后无此分解。所以，笔者无法分别观察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储蓄的近期演变，只能观察笼统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演变，看它如何能转化为内需。

　　图九为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年增长率。自1978年至2008年，30年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26.5%，远超过GDP的增长，2008年底中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已达22.15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24.66万亿元)的89.8%。哪怕动员居民花掉其中的1/10，也将近2008年GDP的9%，又何愁“保八”？

　　事实上，上次亚洲金融危机后，为“启动内需”，专家们就盯住了城乡居民储蓄余额，想方设法要将其逼出来。当时的三招是：房改，迫使居民动用储蓄买房，以提升房地产业；医改，迫使居民花钱，以提升制药产业；教育产业化，迫使居民为子女的前途出血。

　　这三招的效果现已经清晰地摆在国人面前,住房、医疗、教育被国民视为“三座大山”，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新一届政府被迫为此向社会作出了政治承诺。“三座大山”迫使居民未雨绸缪，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于是，本欲逼出的消费能力不见踪影，持续的内需不足，导致整个经济高度依赖海外市场，造成了今天的被动局面。

　　观察图九，建国以来，只有4个年头城乡居民储蓄年增长率为负值，意味着在这些时间内部分储蓄被转化为消费基金，这些年头是：1960年、1961年、1962年、1969年。其中的1960～1962年是所谓的“三年困难”，居民被迫动用储蓄度灾，而1969年前两年是“全面武斗”造成的生产停顿、经济困难。

　　经济学理论用一个系数“储蓄倾向”来解释，似乎中国人天生好存钱，哪怕将中、美两国老太太和房子的故事絮叨得尽人皆知，也无济于事。这不能不令人生疑，不能不引导笔者直接从统计数据寻找真相。

　　如果城乡居民的当年结余都存进银行，那储蓄余额的年增量应该等于当年结余，如果当年结余的一个稳定比例存入银行，那储蓄余额的年增量曲线应该与年结余相似。事实上，这两个统计量的对比见图十。

　　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增量显现出稳定的加速增长态势，而城乡居民收支结余则大幅波动，两者的走势差异极大。这暗示，城乡居民收支结余，绝非影响储蓄存款增量的唯一因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到2000年，城乡居民收支结余步步下滑，而储蓄存款增量却稳步、加速高升。2000年储蓄存款增量甚至大于居民收支结余，显然有另外的资金进入了“城乡居民储蓄”项下。

　　为理解这费解的现象，让我们回顾那一段不算久远的历史。1992年开始，山东诸城市长陈光主导，对诸城市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改制，15个月内，基本全“卖给”了内部人，陈光由此获得“陈卖光”的雅号，并引发了广泛争论。1996年，调查山东诸城“卖光国企事件”的中央调查组作出结论：诸城的改革，方向正确。随后在“改制”的名义下，地方国企被大规模私有化，与此同时，则是国企员工被大量抛向社会（见图十一）。

　　事实上，社会财富生产过程并没有明显转折，只是普通居民所得份额明显下降，而那些获得了前国企的内部人一跃成了富豪。他们的收入能否让城调队、农调队“入户调查”，恐怕值得怀疑。而转为私产的企业利润以个人名义存入银行，进而被算进“居民储蓄”中，则是顺理成章的。于是，我们看到了银行统计储蓄存款增量平稳加速，而城调队、农调队统计的居民收支结余大幅波动。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居民储蓄存款并非单纯的暂存购买力，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富豪们所有，对他们而言，欲追求的并非消费品，而是“以钱生钱”。无论怎么刺激内需，这类存款都无动于衷，唯有盈利机会才可能引导它们行动。

　　这类存款到底占了多大的比重？媒体曾广泛报道，据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全国总工会1999年对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调查，有8.6%的富裕家庭拥有全部金融资产60.4%；其中1.3%最富有的家庭拥有全部金融资产31.43%（每户拥有5000万元以上）；而占43.73%最贫穷的家庭只占有全部金融资产2.99%。最富有的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是最穷的家庭的359倍。

　　可惜这类统计没有列入常规统计范畴，无法得到同一口径下的时间序列数据，笔者无法据此分析居民储蓄存款的结构演变。然而，一些可得的数据提示我们，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自1999年后并未缓和，反而强化了。如各行业平均工资与全国平均工资的偏差，就在持续扩大（见图十二）。

　　其实更大的分化发生在老板与打工者之间、高管与一般员工之间、政府官员与百姓之间、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由此可估计，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全国总工会1999年发现的金融资产集中态势极可能更强化。于是，极有可能六成以上的居民储蓄存款都是指望“以钱生钱”的逐利资金。启而不动的内需与上蹿下跳的资产价格从旁印证着这个判断。而剩下九成的家庭分享不到四成的储蓄，除了备急、养老之外，谁在花钱时敢不计后果，“过把瘾就死”？

　　之所以要“刺激内需”，是因为出口受阻，造成相关产能闲置，大量工人失业。然而，即使能突破上述种种客观制约，将内需刺激出来，就能为相关产能提供市场吗？

　　《中国统计年鉴2007》提供了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我们来观察表中的消费构成和出口构成（见图十三）。

　　数据显示：消费构成与出口构成差异极大，消费构成的前三位：其他服务业、农业、食品制造业占到消费总量的62.1%，而这三项在出口构成中分量极小，最大的也不足4%；出口构成中，机械设备制造业、纺织/缝纫及皮革产品制造业、化学工业和其他制造业占到出口总额的65.3%，而它们在消费构成中分量极小，最大的也不足5%。

　　如果内需真的被刺激起来，市场容量扩张最大的行业顺次为：其他服务业、农业、食品制造业，它们在出口产能中所占份额甚小；而出口产能过剩最严重的机械设备制造业、纺织/缝纫及皮革产品制造业、化学工业、其他制造业，市场扩张余地极小。

　　于是，一方面是大量产能依然过剩，大量失业难于消化；另一方面则是与出口关系不大，但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几个行业需求激增，对消费价格造成压力。唯一可能获利的是批发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它在消费构成和出口构成中的比重相似，似乎可以指望消费扩张能弥补出口下降的份额，其前提是：消费和出口对这个行业的需求差别不大，或者，这个行业易于转型。

　　当年“刺激内需”未能让日本经济复苏，看来并非偶然。而今我们的经济学家又祭起了这个当年无效的法宝，由此可见学界对西方权威理论的膺服。学术刊物上相关论文大多从某个权威理论出发，利用一堆数学公式推出一些人云亦云的“结论”、“政策建议”，却懒得直面统计数据，正视经济现实，进行客观分析。这让人感到悲哀。

　　数据告诉我们，除政府外，最有能力获得货币收入的是资本拥有者，他们最大的需求不是消费，而是利润。农村居民有真实的消费需求，却没有支付能力。正是逐利资金与消费资金间的失衡，导致逐利资金瞄上了海外市场，导致中国经济依附于美国，导致中国经济体系以赚取绿色Bill为“发展”目标。而海外市场要求的行业结构迥异于国内消费市场，于是以利润为核心目标的“发展”，与国民需求渐行渐远，却去迎合靠借贷泡沫消费的西方需求。

　　而今泡沫破灭，海外市场萎缩，我们又不假思索地举起“刺激内需”的旗帜，似乎无人注意其中，明显而无法摆脱的逻辑矛盾。日本前车之鉴犹在，岂不令人忧虑？

　　数据告诉我们，最有能力获得货币收入的是政府，政府信奉“发展是硬道理”。然而，“发展”的主体是谁？是中心城市的高楼大厦，还是银库里的绿色Bill？是豪华的公务消费，还是转移海外的寓公？毫无疑问，13亿国民，960万平方公里国土，300万平方公里的海疆，这才是发展的主体。从这个出发点，才有可能讨论中国经济的真问题。